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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還要遲到多久?

這當然是民主化面臨的一個嚴肅的道德難題。畢竟,要如何釐清威權政府體制中的個人責任是最困難的,再加上台灣各族群具有不同的歷史記憶,所以歷史責任的追究可能造成社會衝突。但這個問題雖困難,卻是任何一個新民主所無法避免的。因為是這是最起碼的讓被過去扭曲的歷史得到正義、讓受害者可以重新獲得最根本尊嚴的作法。 轉型正義的重要不只在於矯正歷史,更在於讓我們在對歷史的反省中,去形塑當代民眾對民主、人權與人性的認識。畢竟,新誕生的民主體制乃是脫胎自威權體制的胚胎;我們對於民主價值與實踐的認知,也深深受到歷史的形塑。如果我們不去慢慢形成對歷史是非的裁判---例如有人把蔣介石認為是「蔣公」有人卻認為他是血腥獨裁者,如果我們不去釐清那段幽暗歷史中哪些行為是國家暴力和對人權的壓迫,那麼這個社會該如何在當前共同的政治社群建構一套民主的規範性判準,又如何真正做到永遠不再犯這些錯誤? 台灣由威權時代執政黨主導的特殊民主轉型路徑,使得台灣一直沒機會對威權時期不正義的制度和價值進行徹底反省。政黨輪替後的執政者又在短視的政治鬥爭邏輯下,讓對歷史的檢討膚淺化。以致於如今我們對於威權體制的運作和遺緒,還有太多陌生;並且如今台灣有千萬的受害者,卻沒有指認出加害者。 在當前台灣政治論述中,轉型正義更面臨一個特殊困境:和對執政黨的評價糾纏在一起。有的人強調認為追求轉型正義是幫阿扁逃避政治危機,而若干政治人物的確也有這種企圖。 然而,七一五聲明的基本立場恰恰是追求轉型正義是台灣長期的民主化工作,這和追究阿扁的責任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前者是民主化未完成的工程,後者---對民主化後執政者的檢討—則屬於民主治理(democratic governance)的範疇。兩者當然同樣必要。 因此,我們擔憂那些反扁且忽視轉型正義的聲音,是低估了歷史正義對新生民主的意義;另一方面,我們也反對執政黨只把轉型正義當作一時便宜的政治修辭或者政治鬥爭的工具。這兩種聲音都只是把民主價值給工具化,而更顯示推動轉型正義之迫切與必要-----因為他們反映出我們欠缺在轉型正義的追尋過程中所累積的對民主與人權的深切反省。 歷史的瘡疤,再痛,都要揭開。沒有揭開是不可能徹底治癒的。但是,社會不用懼怕的是,追究轉型正義的方法有很多種,這需要我們耐心地培養共識,而這個共同檢視集體記憶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學習。 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最近承認少年時期曾加入納粹黨衛隊,震驚德國和世界。為什麼為如此引起軒然大波?這是因為,不論是在德國或歐洲,對於納粹政權以及個人在那個體制下的責任,早已提出了一套關於是非的價值標準。當然,台灣威權統治的殘暴罪行遠不能跟納粹比較。但是我們對於自身的黑暗歷史,對於曾作為壓迫者一員的個人的歷史責任,似乎還沒開始誠懇面對。 杭庭頓說,從第三波的經驗看來,在新的民主體制中,正義不是來得很快,就是根本不會來。台灣顯然沒有很快得到正義,但是我們要讓正義一直遲到下去嗎?明年是台灣解嚴二十週年,或許能夠是一個誠心檢視歷史,開啟台灣轉型正義新頁的契機。 延伸悅讀
吳乃德老師文章
很好的轉型正義網摘
Lorenz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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